日渐庞大的科技巨头，还能被驯服吗？（上）

来源：36氪　2021-12-15 2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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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特朗普政府后期，美国立法和执法部门纷纷发起对硅谷巨头的反垄断调查。拜登政府上台后，也决心削弱科技巨头的权力。然而，在过去25年间，科技巨头以指数级速度迅速崛起，它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权力。这些“野马”现在是否已经“脱缰”？还能“驯服”吗？这篇文章来自编译，文中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这是文章的上篇，主要讲述的是在科技巨头获得巨大权力的事实面前，罚款等干预措施收效甚微，必须要系统全面地提出解决方案，才有可能真正驯服这些巨头。

图片来源：Pablo Martinez Monsivais, Evan Vucci, Jeff Chiu, Jens Meyer/AP

当历史学家回顾过去的25年时，他们会惊奇地发现，这段时期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仿佛陷入了沉睡，而一些史上最有影响力（同时利润最大）的企业则一路畅行无阻，以指数级的速度迅速崛起。

他们会感到吃惊，这些被称为“科技巨头”的大公司（包括谷歌母公司Alphabet，亚马逊，苹果，Facebook和微软），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取得了巨大的权力，并且已经在对之加以利用。

这些科技巨头记录并追踪我们在网上的一切活动——每封邮件，每条推文，每篇博客，发在社交媒体上的每张照片、每条动态，每个“点赞”，浏览过的每个网页，在谷歌上的每次搜索，在线支付的每个订单，去过的每个地方，属于哪个群体，有哪些好友等等。

这还只是开始。谷歌和Facebook甚至发明了一种“榨取型资本主义”的新变体。榨取型资本主义原指侵用、掠取地球的自然资源，而这种新的“监视资本主义”侵占的则是人力资源。

他们全面地记录下用户的行为，并通过算法将其转变成可以售卖的详细资料。正如榨取型资本主义的种种行径最终会危害地球，监视资本主义的做法也已经对民主构成了威胁。

这些巨头所拥有的一些权力对人们来说并不陌生，基本上就是旧时工业时代权力的当代翻版：对特定市场的垄断统治。不过，未来的历史学家也会注意到，21世纪早期的科技巨头所获取的部分权力的确相当新颖，比如：通过对人们的信息来源进行算法内容管理，他们就能改变公共领域；在西方世界，哪怕是最有权势的政治家，只要被禁止使用这些公司的平台，就相当于被禁了声；而只需将某人从谷歌搜索中删除，此人实际上从此就成了透明人。

2016年，两件大事震惊了西方政界，同时也将民主从长久的沉睡中唤醒——英国脱欧公投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尽管这两件事都反映出自由民主早已顽疾深固，但人们却广泛且错误地认为社交媒体才是罪魁祸首。

在2016年的混乱中，科技所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如果有人认为，这种巨变仅仅是因为科技公司的操作，那他一定没有仔细关注资本主义或民主的近期历史。实际上，指责科技只是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方式，让人们忽略了动乱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尽管如此，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仍然集中在科技公司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它们所扮演的角色。

自2016年以来，各种事件接连不断：反垄断诉讼；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的总统竞选；美国国会听证会；由美国众议院进行的一项重要调查；公司内部信息泄露；耸人听闻的媒体曝光（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未经Facebook用户允许，获取大量用户数据的丑闻；Youtube在大规模枪击事件中的激化作用等等）；以及英国、欧盟等地的竞争监管机构所展开的各种调查。

据财经网站Quartz 2021年9月的数据，全球目前至少有70个类似诉讼正在进行。例如，在美国，已有近40个州向谷歌提起了竞争诉讼；美国司法部（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也正在起诉Facebook。在欧洲，欧盟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已向亚马逊和谷歌发起了竞争及其他指控，同时，一些其他的科技公司也正在起诉苹果在其应用商店管理中的反竞争行为。

不过，到目前为止，实质性的、能够有效遏制科技巨头权力的举措少之又少。博人眼球的媒体曝光或诸如“打倒它们”的口号也许能为新闻头条提供素材，引发一些热议，但却无法代替根本性的监管介入和立法措施。此外，尽管国会听证会近来有所改善，立法委员们传唤了这些科技公司的高管，表示要严惩他们，但最终，这些听证会也都只是些哗众取宠的口水仗。

当然，这并不是说，各权威机构没有采取过严肃的干预措施。Facebook和谷歌都曾因公司违法遭到巨额罚款。自2017年以来，欧盟委员会共计向谷歌罚款95亿美元。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即便罚款金额如此高，对于疯狂获益的科技巨头来说，这似乎也不是什么有力的震慑。

2019年，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竞争官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宣布因在线广告滥用行为而向谷歌罚款。图片来源：Stéphanie Lecocq/EPA

只需看看Facebook这一个例子就知道了。2012年，Facebook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达成和解协议，约定Facebook不得在未取得用户的同意下，分享超出规定隐私设置之外的用户信息。剑桥分析公司丑闻事件之后，FTC认定Facebook违反了和解协议，并开出了该机构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罚单：50亿美元。而这件事的直接结果是什么呢？Facebook的股价从201美元涨到了205美元！

要将这类公司置于公共控制之下，的确任重道远。所有在政府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对自由民主国家而言，产业管制十分困难。

首先，这需要政治意愿，而政治意愿又需要公众关注和民众支持。其次，这需要远见和创新，面对不受约束的企业权力，以及其所控制的技术，既要让技术造福社会，又要使企业权力带来的伤害最小化。最后，这还需要立法和持久力，因为民主国家的结构变革通常需要很久。

过去几十年间，科技巨头迅速成长，取得了如今的主导地位，而在此期间，上述三种基本条件一直未能满足。也就是说，民主国家已经落后于事态的发展，现在，他们正在往前赶超，而最糟的是，这些“野马”可能早已“脱缰”。

最近，西方政府后知后觉地，开始认为“必须采取行动”来遏制科技巨头的权力。他们是否理解了这项任务的本质和规模还有待商榷。对于那些怀疑政府没有能力作出结构性变革的人，政府可以摆出老一套的说辞：民主国家过去就应对过这类挑战，所以这次也能行。

毕竟，从1890年至20世纪早期，美国出手整治了当时产业托拉斯盛行的乱象，瓦解了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卡内基家族和范德比尔特家族等垄断巨头，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拉回了民主控制之下。

但是，当时的政府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这些托拉斯巨头对其垄断权力的滥用十分明显，并且已经引发了群众的广泛不满，加之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等作家、记者撰写的大量调查性报道，反垄断已是大势所趋。公众关注已经转变为了政治压力。1912年，四位竞选美国总统的候选人中，有三位都对这种累积的产业权力发表了极富敌意的宣讲。

然而，在当代民主国家，没有哪个政党会作这样的宣讲，原因很简单：选民似乎并不那么关心科技巨头的权力。这并不令人惊讶：数字技术巨大的复杂性限制了公众对它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和各种线上服务已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人们已经对网络产生了依赖，在这场疫情中，这种依赖性更是展现地淋漓尽致。

所以，虽然民意调查可能显示，面对科技巨头，大家确有担忧，但是，人们的行为所表现出的却是另一个故事——他们受困于心理学家所称的“认知失调”：因不断保持自己认为是错误的行为而产生的压力。这就是控制着社交媒体用户的“隐私悖论”的根源。社交媒体用户虽然害怕（这一点理由充分）这些线上服务会泄露自己的隐私，但却仍然继续使用它们。

图片来源：Wilfredo Lee/AP

站在道德高点鄙视这些用户的矛盾行为并不公平，而且还会适得其反，因为这忽略了网络效应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让人们离不开线上平台。试想一位用Facebook与远在澳大利亚的孙辈联系的老奶奶，你能说她对隐私的担心是虚伪的吗？指责社交媒体的评论者常常想当然地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使人们可能对科技公司的职业道德所有怀疑，但对“普通”人而言，这些“免费”服务仍然具有十足的吸引力。

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客对此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关注的永远只是竞选。前不久，澳大利亚政府就栽了个不小的跟头。

今年二月份，澳大利亚政府拟定了一项法案，要求Facebook和谷歌为报道内容向新闻出版商付费，一片热议中，Facebook对澳大利亚用户屏蔽了新闻推送。几天后，双方达成协议，澳大利亚政府修改了部分法案内容。

毫不意外的是，人们开始争论，到底是谁先低了头，是Facebook还是政府？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在民主选举的制度下，能够对Instagram（Facebook旗下社交应用）等线上服务下禁令的首相，恐怕还没有出生呢。

谴责社交媒体用户不讲道德并不公平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些道貌岸然的批评中，社交媒体用户似乎有很多选择，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大多数人以为，只要他们决定停止使用Gmail或Microdoft Outlook等服务，或是再也不从亚马逊平台上买书，他们就能摆脱科技巨头的束缚。但事实上，网络技术的渗透和连通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而能够免受科技巨头控制的唯一办法，就是完全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