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折不扣履行入世承诺 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入世20年来，中国不折不扣地履行了所有当时的入世承诺，在一些领域甚至进一步自主地向前开放、超额完成。比如，我国货物领域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7.4%，服务领域开放了近120个部门，均超过加入WTO时的承诺水平。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夕，外资企业的进入一度被国人形象地称作“狼来了”。12月16日，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促会”)举行的纪念中国入世20周年活动上，来自美国的“世界500强”企业陶氏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徐旸再次听到这段往事时，笑了笑：
“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是狼的时候，也是一匹忐忑不安的狼，是一匹摸着石头过河的狼。”
徐旸20年前加入陶氏公司，正是中国敲开WTO大门的那一年。当时中国对外企来说是未知的地方，虽然有了世贸组织的谈判结果，有了中国的承诺，但是大家对中国是否能够遵守承诺心里没底。
如今回顾当年的忐忑，她颇为感慨。前不久，徐旸见了一位当时参与中国入世谈判的美方高级官员，那位官员告诉她，虽然大家在谈判桌上争论得很激烈，但私底下中美双方代表的工作关系是良好的，美方相信中国应该能遵守承诺，原因是——中国研究透了入世的各项规则，和各国一点一点讨价还价，如果不想遵守的话就不会费这么多事了。
这些年，徐旸切身体会到了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巨大的变化甚至一度使她感到不可置信。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之一，徐旸说，过去的20年，陶氏在华业务迎来高速增长，销售额常年保持两位数的攀升，陶氏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10多个生产基地和分公司。
陶氏公司的发展是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全面联通、中国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一个缩影。
入世20年来，中国不折不扣地履行了所有当时的入世承诺，在一些领域甚至进一步自主地向前开放、超额完成。比如，我国货物领域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7.4%，服务领域开放了近120个部门，均超过加入WTO时的承诺水平。
得益于持续的开放，2001年至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货物贸易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一位，服务贸易从世界第十一位上升到第二位，利用外资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直接投资从世界第二十六位上升到第一位，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在同一个场合，中国贸促会会长高燕说，入世20年，中国是受益者，更是贡献者。这20年，是中国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的20年;是中国主动担责、造福世界的20年。
中国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自2002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接近30%，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成为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截至2020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超过9.2万亿美元，在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接近1400亿美元。
对于中国入世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及对世界的贡献，WTO总干事奥孔乔-伊维拉说，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一直是“全球贸易一体化中，如何推动增长和发展的教科书级案例——中国的经济崛起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伙伴中也是如此”。
如今，随着中美经贸摩擦的加剧，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肆意蔓延，全球出现了逆全球化浪潮，WTO也在此背景下面临现实困境。
WTO副总干事张向晨在会上坦承，过去几年，WTO确实受到重创，并暴露出一些体制性缺陷，但这同时也证明，“世贸组织的现有成果和核心价值弥足珍贵”，其规则框架为国际经贸合作提供了基础性的保障。
他说，逆全球化的“回头浪”改变不了经济全球化的浩荡主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符合各国在全球范围有效配置和利用资源的客观经济规律。经济全球化浪潮与反全球化逆流有一个相互冲撞、此消彼长的过程。
这位外贸“老兵”认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是对世贸组织的压力测试，也相当于一场破坏性试验，今后一段时期，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仍将处于艰难时刻，世界更期待看到中国的更大作用。
张向晨说，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其他国家不会再用40年前或20年前的眼光来看中国了，不管是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对中国贡献的期望值均与日俱增。如何维护好自身合法权利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多边贸易体制多作贡献，这是中国的责任，也是一场新考验。
普华永道中国内地及香港市场主管合伙人梁伟坚相信中国力量，他觉得，只要中国不断发展，一定能为世界作更大的贡献。最近，“外资撤退论”甚嚣尘上，梁伟坚说，从普华永道的数据看，这不是事实。
“我们和很多外企的负责人讨论，他们对中国市场仍感兴趣，在很多方面都会继续加大投资，而这些年，在中国落户的外资企业数量仍在增加。”梁伟坚说，过去几年，中国在进行“放管服”改革，从负面清单管理到准入前国民待遇、简化行政审批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那么多年营商环境的改善，很多方面企业都感受到了”。
徐旸也提到了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善。她说，刚进入中国时，公司项目审批要跑几个部委，后来就改成了备案制，再后来备案也不需要了，“很多权力下放到了地方”，中国的各级政府部门普遍愿意倾听企业的声音，也保有通过行动帮助企业解决具体问题的积极态度。他们期待与中国继续携手走下去。(张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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