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315”,假货为何依旧泛滥?

又是一年“315”,每逢此时,“打假”这一话题都会掀起一波热议。

事实上,纵观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假货问题如影随形,古往今来皆是如此。从19世纪末的德国到20世纪中叶的日本,再到近些年的我国,都经历过假货横行的时期。虽然世界各国都在打假,但似乎依然难以彻底根治这一顽疾。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假货如此泛滥?我们不妨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解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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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明确一下,什么样的商品才算得上是假货。

按照学界的普遍共识,假货通常涉及两个维度:一是模仿其他品牌生产的商品,二是劣质的商品,二者符合其一即可认为是假货。根据这一逻辑,仿制品、“傍名牌”商品,同“假奶粉”、“毒胶囊”一样,都属于假货的范畴。

假货的历史极为悠久,最早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周朝,与之相伴的便是国家采用各种方式进行打假。改革开放后,全国首个为人熟知的打假案例是自诩能“以水变油”的哈尔滨公交车司机王洪成,他在十余年的招摇撞骗后,于1997年被法院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而进入新世纪,诸如山寨手机、地沟油、苏丹红、三聚氰胺等新闻报道屡现报端,而近几年的长生生物疫苗事件与拼多多假货门的密集爆发,更是将假货问题一再推向了风口浪尖。

事实上,假货在全球范围内都堪称普世难题,有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流动的假货价值可达上万亿美元,足足占了全球GDP的2%,实在是令人惊讶不已。

那么,到底有哪些原因让假货横行市场呢?根据经济学原理,我们可以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方面寻找原因。

从生产者层面看,其生产假货的核心驱动力必然是经济利益。

对于正规的商家来说,他们在生产制造某类商品时,需要付出的成本大体涵盖产品研发、市场推广、品牌价值构建、商品质检与保证、售后服务等一系列环节;可若是换做假货商家,由于生产假货属于一种单纯的模仿行为,对于质量要求不高,因此上述成本中的大部分都无需承担,他们只要负责生产制造成本以及被举报后所受到的处罚成本就够了。如此一来,假货商家便在成本上占据了绝对优势。

进一步分析,假货的价值虽然远不及正品,但售卖的价格往往要高于其真实内在价值,从而便形成了巨大的利润空间,这也吸引着不法商家罔顾法律、铤而走险。就像马克思在其传世巨著《资本论》中所讲的:

“一旦有适当利润,资本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他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他就敢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首的危险。”

至于消费者层面,情况要复杂一些,这里面包括两个维度的内容:一是上当受骗,二是知假买假。

先说“上当受骗”,这可以用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来解释。在市场上,由于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卖方掌握的商品质量信息要比买方更多更精准,“买的不如卖的精”,因此作为买方的消费者,常常难以分辨产品质量的优劣,故而更倾向于去购买价格便宜的商品。如此一来,消费者最终选购的很有可能是相对廉价的假货,久而久之,卖方越来越倾向于售卖假货,而正品却被逐渐淘汰掉了。

“知假买假”比较有意思。在现实生活中,相信各位都遇到过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收入水平没那么高,却格外崇尚名牌,或者总想以“高富帅”“白富美”的形象示人,于是便通过购买A货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就让假货有了销路。

在这群人看来,假货并不意味着劣质,而是真货的一种替代品,尽管在品质、内涵、功能、包装等方面无法媲美正品,但这些假货确实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只要质量过得去,价格又不太贵,即便明明知道是假货,他们也愿意花钱买——这便是“知假买假”的表现。

上当受骗也好,知假买假也罢,都会助长假货市场的繁荣。

此外,假货的泛滥也与市场监管不到位、惩罚力度不够等因素有关,本文不做过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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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假货泛滥一定是有损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否则古往今来,人们为打假做出的不懈努力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有损正品生产商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秩序;

其二,有碍国家与社会的技术创新;

其三,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不利于良好价值观的形成。

然而,如果我们换个思路,以福利经济学的视角来审视假货,那么得到的结论又会不一样。

福利经济学与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同,它不会片面地强调单个“经济人”的得失,而是更加注重集体的利益。

一般而言,福利经济学是以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三个指标来反映经济现象,这便为假货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先说消费者剩余。

短期来看,由于假货的价格相对便宜,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有能力购买,从而导致正品的价格可能会向下微调,这便显著增加了消费者剩余,并为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不过从长期看,如果没有任何监管措施的落地,那么假货的泛滥必然会造成正品商家的无利可图,其结果便是市场上的商品质量越来越差,最终将损害消费者剩余。

再说生产者剩余。

理论上讲,假货生产商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假货的生产和制造之中,是具备经济效率的,而随着经济效益水平的不断提升,假货生产商会获得更多的生产者剩余。不过,如果假货的低价竞争可以倒逼正品生产商不断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改善管理、提高运营效率,那么正品的价格就会逐渐下降并挤压假货的生存空间,正品生产商也由此获得更多的生产者剩余。

最后说社会总福利。

社会总福利可以理解为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总和。必须承认,假货的泛滥着实容易打击正品生产商的创新积极性,使得他们不敢在新产品的研发上大量投入,从而不利于全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不过,从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总和的角度看,假货经济究竟是负面影响大还是正面影响大,学界暂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量化评估证据,需要我们后续再度深入研究。

或许,以上种种也是假货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讨论的假货,应该是仿制品或A货的范畴,绝不包括地沟油、苏丹红、假疫苗等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给国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巨大伤害的假货,这些肯定是要坚决抵制、严惩不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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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消费的热情和消费品质的要求都在持续升级。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相比于需求端的升级趋势,供给端的发展仍然不足,这便解释了为何近些年消费外流态势如此明显,在可选择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消费者都愿意把在国内赚到的钱花到国外去。如此一来,我们势必要进一步强化消费市场的供给能力,推动商品研发、生产等多个环节的全方位升级。

而对于假货市场的整顿,刚好与这一方向完美契合。

众所周知,“真善美”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追求,而假货却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低端与欺骗,并且还会给经济更高质量发展与产业升级带来一系列阻碍,因此有必要加大力度惩治生产售卖假货的种种行为。

可是基于前文的分析,由于市场竞争、法律规制等因素的作用,假货对于全社会经济福利影响几何尚且未知。更何况,不同类型的假货反映出的问题也不尽相同,最直接的例证就是身为产品质量担当的德国与日本,早年都曾有过不光彩的“山寨”黑历史,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走向强大——或许也可以认为,我国消费市场虽然充斥着大量仿造品,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

所以面对打假这件事,我们还应该抱有客观和理性的态度:打假是必然,而如何打假,则是对国人智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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