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讯息:城市赚不到超出自身认知的钱

一汽奥迪迁址杭州,近一段时间来在媒体上被渲染为“东北经济又遭重创”:2022年,奥迪品牌 (含进口车) 销售63.56万辆,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杭州将向愿意南迁的奥迪员工每人提供80万元安家费,但且不说带动的相关就业机会,一汽奥迪仅每年向杭州上缴的税收预计就将达到3.5亿元。对奥迪及其南迁员工、对杭州来说,这都是好事,唯一的输家是长春。

作为一汽集团扎根数十年的母城长春,究竟在哪里输给了杭州?

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尽管一汽方面尽力淡化此事的影响,很多当地人也自信杭州在汽车制造上还无法与长春竞争,但我们最好面对现实:如果不转变认知,像这样的事可能会接二连三地发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和长春相比,杭州原本确实不是什么老工业基地,但在新经济转型时,这一点可能反倒是好事,意味着没有包袱。奥迪在新能源车领域布局不晚,但到去年却已明显落后于市场,必须果断行事了。企业家并不傻,这一迁址决定表明长春的工业基础,对车企来说其实并非不可或缺,杭州的营商环境、数字经济、创新活力、市场区位优势,乃至汇聚新能源车产业链的生态,要重要得多。

◎长春:一汽大众奥迪销售百万辆雕塑

一位知晓内情的行业人士说,他对这一结果并不惊讶:“几年前,我曾受邀去东北考察一家汽车配件企业,做些诊断,以便后续改善项目。但在和企业领导层交流中,我就知道没法推进改善,因为人家领导很自信地认为管理得很好,没有任何问题。”

自认“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任何地方要自我改善的最大阻碍,就是没能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这绝对不是某家企业、某个城市的问题,而是一些地方存在的普遍现象。

◎长春:航拍一汽奥迪停车场

这些年来,明眼人都能看出东北与南方的经济差距在拉大,但如何认识这一差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许多东北人倒也承认差距存在的事实,但他们对此的反应却是鄙夷不屑,认为南方的发展只是靠了“政策好”,更有甚者,“南方人发财不过是靠坑蒙拐骗,搞出不少金融诈骗,我们就是吃亏在太实诚、太守规矩了。”照这种看法,他们将自己的处境合理化了,因为那好比说“他们虽然发财了,但发的是不义之财”。

在这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伦理:一种是工业时代的信念,强调的是在既定的规章制度范围内,规规矩矩地工作;另一种则是后工业时代的观念,注重的是在市场上不断捕捉到新出现的机会。前者是静态的,生活节奏、工作规范带有很大的重复性;而后者是动态的,因为市场瞬息万变,今年奏效的做法,明年就不一定了。不难看出,双方所默认的价值观是潜在冲突的,很难说这谁对谁错,关键在于谁能更好地适应当下的变动。

近些年来日渐明显的一点是:国内在各领域的产能已经严重过剩,最迫切的不是生产,而是如何在外贸需求低迷的情况下提振内需。除了落实社会保障,让普通百姓能放心花钱消费之外,尤为重要的是捕捉、创造新的消费需求,这样才能避开价格竞争的红海,在蓝海开辟出新的机遇。

这个道理可能也不难明白,难的是怎么落实:任何创新都需要大量的积累、支持性的复合生态和高投入(不论是资金还是人才),在本质上这都是面向未来的一次次风险投入——稳定是创新之敌,因为但凡是创新就要冒险,而那很可能会失败,毕竟没人知道怎样才能成功。

2010年,经济学家蒂姆·J.凯恩(Tim J. Kane)在研究一代人时间里各领域工作岗位后发现,老企业导致美国人每年失去约100万个工作岗位,而初创企业每年平均创造300万个就业机会,他据此得出结论:“在就业增长方面,初创企业并非一切,它们就是唯一。”然而,这些看上去充满活力的初创企业,却充满了不确定性:其平均寿命通常只有5年。

这些年来的城市竞争中,一些南方城市之所以表现更好,并不是因为它们气候更温暖、离海更近,倒不如说是它们创造了更好的市场条件:城市本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允许那些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将他们的设想变成现实,奖励他们的成功,也容许他们失败。在国内的环境底下,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没有一个允许试错的法治化环境,创新探索就无从谈起。

一位东北的民企高管跟我感慨其中的差异:“我大姐在深圳这几年感受下来,很受触动:在深圳,能干不能干,没规定就先干;在我们这儿,没规定就不能干。现在科技发展很快,冒出来的新事物往往都没有明确规定,有时都不知道能找谁——就算找了人也不敢担责任,对他来说,保住工作比保住什么都重要,因为你没了工作,再想保住生活这些就很不容易了。这些我也不是不明白,但如果没明确规定就做不了,那南方那样就抢先了。”

著名的医学知识分享网站丁香园,最初是2003年在哈尔滨注册成立的(丁香就是哈尔滨市花),但创始人李天天当时拿着材料去有关部门做审批时,对方却并未直接受理,而是送给他两句话:“你的想法很前卫,但有知识的人不上网。”因为在这位主管官员的意识里,人们上网无非就是聊天、打游戏。几年后丁香园南迁杭州,现已发展成为全国数字医疗健康引领者。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上峰科技园内的丁香园

哈尔滨的一位官员告诉我,错失丁香园这一创新企业,在当地也成了一个著名反例,领导们几乎每次谈到营商环境时都会说到这一深刻教训,要求干部们主动学习,跟上形势。如今看来不可思议的是,丁香园最初的主管部门竟然是一个煤炭管理局,这就难免“外行指导内行”,难以充分理解和认识新生事物的巨大潜力。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其实不需要主管的官员什么都懂,毕竟像丁香园发展到今天这样,就算创始人自己恐怕也是没想到的。因此,所谓“转变认知”并不是指如何高瞻远瞩,而是公平对待初创企业,给予创新探索宽松、试错的氛围,否则,就算本地孵化出了新兴企业,但没有一个适合其发展壮大的环境,又怎么留得住?

像运营一家公司那样运营一座城市

到了如今这个城市竞争的时代,这种思想认知上的差异尤为重要——想想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这决非偶然。

疫情过后,如今全国上下都在“拼经济”,但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各地对“拼经济”的理解有着极大的不同:有些地方的侧重点是“恢复生产”,有些地方落在“确保经济稳定运行”上,而更多地方所着重的,其实是“通过拼经济来救民生”。

这里面有着微妙的区别,美国就曾出现过“有增长无就业”式的经济复苏,因为经济增长集中在少数高科技企业,但它们所带动的就业却很有限,不足以弥补低技能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可想而知,在我们国内,相比起这种“经济增长”,会更注重创造就业机会来保障民生和稳定。确实,对大部分人来说,自己能有工作才是关键,然而,这种侧重也可能带来一个附带后果,那就是这一经济发展模式会更偏重量的累加而非质的提升。

现在各地全力拼经济,纷纷喊出“民企也是自己人”,这当然不失为一件好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受惯性思维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在细化自己工作时,有意无意间强化了对企业经营的干预,而不是在为之松绑。一度引起舆论哗然的一例,就是陕西派出官员进驻民企担任第一书记,尽管官方解释这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企业的经营困难,帮助企业解决经营难题,让这些第一书记“当好民营企业的贴心人,娘家人”,但正如网上有人回应的,既然如此,那“让他们先管理一下国企,扭亏为盈再说”。

很多人尚未意识到,后疫情时代的国内外局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很可能难以奏效了,但就算意识到这种变动的发生,人们往往也不知道可以怎么做。其结果是,各地在“拼经济”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指望老办法能解决新问题。

今年新年,湖北省老河口市教育局发出“关于招商引资致全市广大教职员工的倡议书”,期望在大批成功人士衣锦还乡之际,说服他们返乡投资,“希望广大教职员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广泛联络同学、同事、学生,尤其是有实力、有担当的成功人士”,“号召大家自觉担负发展重任,人人成为招商主体”。

像这种“土法炼钢”式全民参与招商引资的做法,不止老河口市如此。一位内地朋友说,他老家也已常态化开展了,各机关单位,不管和经济活动沾不沾边,都有专人去沿海招商,长期驻点,单位给补贴。当地一位干部私下透露:“基本没啥效果,除了让一些没啥事儿的闲人找点事儿干,或者让某些快退休的领导把位置空出来。”

虽然这些地方看得出来是急切想要搞活经济,但那种“发动群众”的方式方法本身已经过时了,因为这说到底还是“搞关系”那一套,指望着套个近乎,企业就能投资过来,但以前有热钱也罢了,现在投资都很谨慎,有多少人会因为老同学、老乡跟你拉拉关系,吹几句家乡好,就真金白银投个几百上千万?

◎武汉,世界500强对话湖北圆桌会议举行

即便是招商引资,一些地方官员也仍未放下架子。前一阵,甘肃某县到广州招商,需要招蔬菜深加工项目,本来县委书记要来,广东的甘肃商会就约了一家供港蔬菜公司的董事长座谈,那家公司每年从山东进蔬菜20多亿元,从宁夏也要输入数千万元,合作前景不错。结果县委书记没有来,由该县一位常委兼武装部长带队,对方公司就让总经理接待。席间总经理赞许该县韭菜很好吃,公司也有意在当地建造蔬菜深加工工厂。本来商会安排了午宴,可以进一步交流,然而,这位县武装部长却因公司董事长没出席,觉得对方不重视,心底不快,到会议结束时起身就走,将那位总经理晾在一边,商会也十分尴尬,会谈无果而终。

国内许多地方的招商引资,还隐约可见一种普遍的“船货崇拜”(cargo cults)思维。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南太平洋一些小岛上的原始部落,看到美军修建跑道后,飞机就源源不断运来各种货物,他们遂发展出一套仪式,以为只要照做,那些充足的物资就会再次从天而降。觉得好笑吗?那现在一些城市建造了大量产业园,“四通一平”都做好了,然后就坐等企业落户,这有何本质区别?像长春的中韩产业园,前期投入大量资金,园区的道路、楼房早就建好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没什么企业落户。

相比之下,浙江各地又是怎么做招商引资的?疫情放开后的第一时间,我就得知,浙江的几个经济开发区,正在委托上海的咨询公司、外资广告公司等撰写专业方案,如何在市场上找准定位、明确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弱点,了解企业都有具体哪些方面的需求,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优化,以便更好地对接相关企业落地。这能不能成且不说,至少表明当地能想到找专业人士来做专业分析,这一意识还是相当领先的,总好过领导一拍脑袋,自己闭门造车。

◎杭州,西湖区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大会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地方的招商引资,都偏好大项目,大企业既可以成为纳税大户,对领导们来说也好管理,内地一些贫困县干部也都指望着最好是三五千万以上的大项目,小的都没兴趣。然而,任何大企业都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与其好高骛远指望着天上掉馅饼,不如清醒地找准本地优势,扎扎实实地积极培育市场优势。

如今,土地财政渐渐到头,新局势需要新思路,是时候转变思路了:城市发展不能靠“卖地”这种“来钱快”的一锤子买卖,更不能依赖简单快捷的振臂一呼搞运动,而是需要细水长流,像运营一家公司那样运营一座城市。以往的土地财政,本质上是出卖资源的一次性收入,但真正的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必定需要依靠培植丰富多元的经济文化生产,才能获得稳定、长期的税源。毫无疑问,相比起之前那种“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痛快”,这种营商环境的优化难度大、见效慢,需要从上到下做细做深的系统性改变,但这才是必由之路。

这就是关键所在:“新经济”并不只是说一块新兴的经济领域,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新思路,涉及到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治理上的全新架构。要说差距在哪里,就在这里。投资界有句话说,“一个人赚不到超出自身认知的钱”,否则就算凭运气赚到了,迟早也会凭实力亏掉。这道理,对个人是这样,对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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